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多次提到孔子修《春秋》的目的和经过。《太史公自序》用很大的篇幅回答了上大夫壶遂提出的问题：“孔子何为而作《春秋》？”《孔子世家》说，鲁哀公十四年（孔子七十一岁）西狩获麟后，孔子深感“吾道穷矣”，认为“君子病殁世而名不称焉，吾道不行矣，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？乃因史记作《春秋》”。他对原始史料作了处理，“约其文辞而指博”，“笔则笔，削则削，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”。《十二诸侯年表·序》说：“孔子明王道，干七十余君莫能用。故西观周室，论史记旧闻，兴于鲁而次《春秋》。上纪隐，下至哀之获麟。约其辞文，去其烦重，以制义法。王道备，人事浃。”司马迁对整理、采撷、编定史料有丰富经验，所以他把孔子修《春秋》的过程表述得如此简明扼要，是有实际体会的。

孔子在修《春秋》之前，对所谓“史记旧闻”必早有搜集，并相当熟习。《艺文类聚》卷八十引《庄子》佚文：

仲尼读书，老聃倚灶觚而听之，曰：“是何书也？”曰：“《春秋》也。”

这个“《春秋》”，当然不是孔子编定的《春秋》，而是孔子修《春秋》的素材鲁国或各国的史记。《孔子世家》记孔子早年曾与南宫敬叔一起“适周问礼，盖见老子云”，那么，他回答老子所说的“《春秋》”，可能是周室所藏的史记。孔子晚年不曾到过周，所以杨先生说，《十二诸侯年表·序》所说的“西观周室”与《孔子世家》是有矛盾的，其实太史公这里只是笼统的叙述，并不严格按照时间顺序的。至于《公羊注疏》徐彦题下疏引《闵因叙》说：“昔孔子受端门之命，制《春秋》之义，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，得百二十国宝书，九月经立。”则是汉代纬书之说，可信度是不高的。孔子修《春秋》，主要依据的是鲁国的史记，即所谓《鲁春秋》。当时各诸侯国之间有将史官所记大事互相通告的规矩，所以《鲁春秋》不仅记有鲁国的史事，也记有别国的大事，《礼记·坊记》说：“《鲁春秋》记晋丧曰：‘杀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。’”记的就是晋国的大事。

《鲁春秋》的内容可能有些芜杂，所以孔子修《春秋》时才要“去其烦重”，“削则削”。《公羊传·哀公三年》说：“《春秋》见者不复见。”就指出了这个特征。例如《襄公三十一年》：“夏六月辛巳，公薨于楚宫。”这个楚宫，是鲁襄公出访楚国时看到楚国宫室相当华美而有南国情调，回国后仿造的。“作楚宫”是鲁国的一件新鲜事，《鲁春秋》应该记的，但《春秋》却不书。何休《解诂》云：“作不书者，见者不复见。”孔子“去其烦重”而把它“削”了。又如《哀公十二年》：“夏五月甲辰，孟子卒。”《公羊传》云：“孟子者何？昭公之夫人也。其称孟子何？讳娶同姓，盖吴女也。”周代强调同姓不婚，吴是周文王的伯父太伯、仲雍之后，与鲁国同属姬姓，因此鲁昭公娶吴女是非礼的。《礼记·坊记》说：“《鲁春秋》犹去夫人之姓曰吴，其死曰孟子卒。”这里说了两件事，一件是“去夫人之姓曰吴”，即不称孟姬，而改称“吴孟子”；一件是记其死曰“孟子卒”，连吴也不加了。可见《鲁春秋》原本记有娶夫人吴孟子的一条，还记有孟子卒的一条，到孔子修《春秋》时，把娶夫人吴孟子的一条删削掉了。《论语·述而》说：

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，孔子曰“知礼”。孔子退。揖巫马期而进之曰：“吾闻君子不党，君子亦党乎？君取于吴为同姓，谓之吴孟子，君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！”巫马期以告，子曰：“丘也幸，苟有过，人必知之。”

可见鲁国称昭公夫人为“吴孟子”，是其他诸侯国也知道的，这可能是昭公娶她时通告了各国。因而《鲁春秋》曾有关于昭公娶夫人吴孟子的记载，完全合乎情理。《春秋·昭公十年》“十有二月”前阙一“冬”字。何休《解诂》说：“去冬者，盖昭公娶吴孟子之年，故贬之。”虽为臆测，不为无理。但贬之之说未必是，盖是年冬十月或十一月有一条因“见者不复见”而删节了，连带也阙了个冬字。这一条，即《礼记·坊记》所称“去夫人之姓曰吴”的那一条是完全可能的。

但《春秋》也不完全是削，还有“笔则笔”的一面。例如桓公娶文姜，《春秋》记得就十分详细。《桓公三年》：“春正月，公会齐侯于嬴。”据《左传》说是桓公无媒而聘文姜，这在古代是非礼的事。《春秋》据实而书，讥贬之意自见。接着，“（秋七月）公子翚如齐逆女。九月，齐侯送姜氏于 （鲁国地名）。公会齐侯于 。夫人姜氏至自齐。”可说是不厌其烦了。《公羊传》在“齐侯送姜氏于 ”下说：“何以书？讥。何讥尔？诸侯越竟（境）送女，非礼也。”古代诸侯女儿出嫁，国君不能自送，要由卿大夫送。齐僖公无媒把女儿许婚在前，又亲自送女儿出嫁在后，如此一再非礼，这是《春秋》“微而显，志而晦，婉而成章，尽而不污”（《左传·成公十四年》）的地方。后来桓公因文姜与其兄齐襄公私通而被害身亡，文姜在桓公死后继续与齐襄公私通，《春秋》都含而不露地作了微妙的揭露。庄公元年、二年、四年、五年、七年都有文姜与齐襄公相会的记录，直到庄公八年齐襄公被弑为止。回过头去再读齐僖公急于嫁女甘冒非礼的文字，才明白这个当父君的自有“女大不中留”的隐衷了。这是《春秋》“笔则笔”的地方。